中國歷代藏書家，總數到底有多少，至今也沒有詳細的統計。葉昌熾是最早做研究統計工作的人。他的《藏書紀事詩》也是一部開山之作。不過這書是以詩爲主的，關於具體的個人，材料並不豐富，只不過是簡略的小傳和一些零碎的資料，對讀者的幫助不大。繼起而作藏書家事略的也有一些，但總擺脫不掉同樣的缺點。大抵藏書家並非同時也是名人，也不一定都有自己的著作，傳狀資料也稀少，這些都造成了困難。
明代晚期浙江著名藏書家祁承，是留下了不少書面材料，使我們有可能對他進行較深入瞭解的一個例外。澹生堂的藏書，清初就散佚了。但今天我們還能接觸到一些僅存的遺物，特別是他家的抄本書，還有那有名的藏書印記，看了都使人感到親切。他的著作，在清代都是禁書，所以流傳極少，但到底並不曾斷種。他的傳狀，由范允臨等手寫的，現在也還在。他的手寫、手跋本也多少還留下了幾種。他的家書手跡更是進行研究的第一手資料，也是珍貴的遺墨。這些遺藏的一部分原來是祁家深藏密鎖了幾百年的東西，直到解放之初纔陸續流散出來。崇禎刻本《澹生堂文集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原集大約刻於崇禎中葉。刻成不久就遇到了甲申國變，所以流傳很少。過去只在傅增湘的《藏園群書題記》初集中有過著録。那是陶湘的藏書，後來輾轉歸北平圖書館，現在臺灣。書前有陳繼儒、范允臨兩篇大字序，范序做於崇禎六年（一六三三），可以約略推定刻成時代。接下去是十篇舊序，都是爲承生前著作單行刻本而作的。作者有梅鼎祚、馮時可、鄒迪光、姚希孟、楊嗣昌等，都是晚明有名的作者。這些單刻小集今天也大多亡佚了，只能從這些舊序中知道那些名目。《文集》是合編重訂本。計詩、序跋、奏疏、記、讀書志、傳志、雜著、尺牘、吏牘等，共二十一卷。
與這部《文集》同時流出的還有《澹生堂詩文鈔》稿本四册，是祁家後輩從《文集》中精選寫成的，待刻而終未刻。對比之下，可以知道《詩文鈔》即據《文集》抄出，被刪落的大都是有干時忌的處所。在選抄過程中還對《文集》動了手術，將“奴”、“虜”字樣都一一用濃墨塗去了，因此可以斷定《詩文鈔》寫成的時代是清初，而在國變家難之餘，祁氏子孫仍念念不忘想使先人遺著流傳下來，又爲了安全，塗去了觸眼的忌諱，但並不銷毀，一直秘密保藏著，即使經過乾隆禁書那樣的大風波，還是堅持了下來。這不能不說是藏書史上驚心動魄的一葉。
全書塗乙最多的是十七、十八兩卷尺牘。有的篇章幾乎是滿眼墨丁。現在引一首《上趙明宇高瑩塘書》作例：
竊計中國之制夷狄，不恃其不來，恃吾有以待其來，此爲尋常言也。若今日則直須有以制其來，而戰之勝不勝，守之堅不堅，又爲第二着矣。何者？職見人心搖搖，略無固志，若一聞虜騎渡河，都門不知作何景狀。故今日惟在海上多方出師，以擾其巢穴，老酋如戀棧之馬，或未敢一意西向。所以海上之師，惟頻益妙，正所謂勝固可欣，敗亦可喜者也。前台臺防邊八議，固以及此。職之惓惓一念，敢以附於臨岐之獻。
承在這裏提出了對東事的見解。像這樣的尺牘頗不少，但都不選入《詩文鈔》中，那道理是不言而喻的。篇中“中國”、“夷狄”、“虜騎”、“老酋”等字樣都塗去了。在其他諸篇中塗去的還有“建酋”、“遼左”、“四衛”、“奴酋”等字樣，甚至連敍述戰事的詞句也一併塗去。直到今天，我們仿佛依然可以摸到祁氏子孫翻閱先人遺著時惴惴的心。
祁承一直在寧國、長洲、吉安、宿州、磁州等地做地方官，在南京兵部車駕司、職方司任職，平生精力大部分耗於吏治，這在兩卷《吏牘》中可以見其大略。不過他到底是一個愛書的人，在藏書上花費的精力尤多。卷十四爲《讀書志》一卷，其中的《藏書訓約》《訓略》，繆荃孫已經刻入《藕香零拾》中。這是萬曆四十一年（一六一三）家居時所作，是檢閱藏書、分別部居以後寫下的有關藏書總結性的文字。其中《整書例略》部分，是有關圖書分類的論文。他提出的收書要點是：“眼界欲寬，精神欲注，心思欲巧。”舉自己收書的實例來加以說明，又羅列古今藏書家的故事激勵子弟。這一卷《讀書志》可以算得是系統論及藏書的開山之作，給予後來者的影響是大的。只清初藏書家孫從添的《藏書紀要》約略可以相比。他當然逃不掉“子孫世守”的老思想，聲明在他自己生時，要每月增添藏書的種類，對子孫則只要求每年增加若干種。還詳細規定了藏書樓的規則，但他似乎也感到無論如何細心規畫，藏書是否能守而勿失也還是個未知數。他說：“至竭力以守，而有非爾輩之所能守者，夫固有數存乎其間矣。”他所說的“數”自然是唯心的，但也不是什麽神秘的不可知的事物。沒有多久，甲申國變，祁家隨之破家，藏書自然也不可問了。其實世變的發生與發展，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早已多次涉及，只是沒有料到來得如此急速而已。
祁承說他自己特別看重的是史書，這是很重要的一種藏書思想。在以尊經爲主的時代，是一種難得的卓識，也可以說是浙東學派的一種特色。他回憶少年時的故事：“然性尤喜史書，生欲得一全史，爲力甚艱。偶聞華容魏學博有《金史隱括》頗悉，郭相奎使君以活版模行於武林者百許部，一時競取殆盡。遂亟渡錢塘購得其一，驚喜異常，不啻貧兒驟富矣。”這是很有趣的故事，同時又可以知道明末在杭州是有活字版的，至於這部全史的名目則已不可知。當日活版印書大抵一次只刷印一百部左右，隨即拆版，這是活字本特別罕見的一個重要原因。祁承很早就有著述的志向，也大抵是屬於史部的居多。在南京時有《與管席之》一書。略云：
白下山川自佳麗，寒暑自寂寞，惟堪閉門讀書，自快蠹魚之癖。日來喜閱古人嘉言懿行，意欲自三代至國朝，將名哲品格之可採者，輯爲《古今範》，勒成一書，藏之名山，吾意足矣。但業須遍索之正史稗史之間，偶於記聞得數種，皆此中藏書家所絕無者。或宅上鄴架中一檢，不妨借閱。録竟即專人函璧。
爲了著書而向人借書，借得以後即抄成副本，澹生堂的抄本書，就是這樣陸續積累，終於成爲巨觀的。
他在《與郭青螺書》中，又勸他爲吉安一郡編文獻志，建議：“採之《豫章全書》中，已十得其六七；若文，則採輯名公之著作，亦易事也。……所以文獻一書，關係不淺，望老公祖慨然力任之。一應筆札刊刻之資，則郡吏事也。”明人任地方官，多喜編刻有關地方史志類書，其中有不少是所謂“書帕本”，是附庸風雅的草率之作，但也有謹嚴的撰著，無論如何，總是爲地方留下了珍貴的史料，不是毫無意義的事。在這信的後半，他又提出了借書的請求：
某表彰前哲之意，頗亦不敢自後於人。即書架中所收者，乃古人之蠹簡殘篇，無不珍重藏之。……今所收古人稗官野史之類，頗不下千種，至於記載朝政之書，更不易得，凡老公祖鄴架所藏，如宋元人之文集，除耳目常見之外，或前代與國朝記載及小史之類，俱煩命掌記者録一目見示。如向所未曾經目，則當借抄。在宋朝如劉須溪諸公，皆貴鄉人，其遺集定有副本也。外一單皆貴鄉前輩名公也，其集有存於其子孫者，並一查示之。
大約他每移一地任職，總是要搜訪遺書，借抄收藏。這是澹生堂藏書的一個重要來源。特別是在河南的日子，抄得的最多也最重要。這些情況在他的家書中也有所反映。在《與黃寓庸》書中又勸他作表彰地方前輩的工作，江右名家如周益公、劉須溪、楊誠齋、洪景廬、劉貢父、劉原父，“著作不下數百種，今海內盡已失傳。兄可加意訪求，即以其人，刻之其郡”。在同書中又提到他自己纂輯的一部重要著作：
《浙中輯著作考》，雖古人之遺書十不存其一二，而使後人尚識其著作之名目，猶有存羊之意也。合十一郡中大約有八十餘卷。此書於世道無所關係，而於吾鄉亦有小生色。
這部 《兩浙古今著述考》的稿本，是他在萬曆戊午半年中所編成的。澹生堂藍格寫本，也是祁家世守先世遺書之一。
在《與徐季鷹》一書中，他又進一步提出糾合同志，共搜遺書的倡議：
弟以半生食字魚，改作牛馬走。駑步屢頓，鈍退同於六鷁，僅此蠹魚之癖，日老日肥。踜踜焉訪求異書，搜輯殘編者，二十年如一日也。然苦於僻居海濱，聞見有限。必須相結同志者五六人，各相物色，而又定之以互易之法，開之以借録之門，嚴匿書之條，峻稽延之罰。奇書秘本，不踵而集。……弟知兄台有此同好，不識可收弟於臭味之末否？
感到個人的力量究竟有限，自然不免想到要聯合起來共做收集的工作。這是圖書館思想的早期萌芽，雖然粗略，也沒有脫出個人收藏的局限，但到底是可貴的初步設想。
《文集》卷十八有《與潘昭度》一書，長達千言，是論藏書的重要文獻，可以看作《讀書志》的提要。其中說：“大約覓書如覓古董，必須先具賞鑒，乃可稱收藏家。若只云漫爾收藏，則篋中十九皆贗物矣，雖多奚爲。”他主張以《文獻通考》和《藝文志》所載者爲第一格，著述中又應以表章九經者爲第一格，“次之則記載前代治亂得失事，再次之則考證古今聞見所未及事”。對詩文集則評價不高，但說漢、唐、宋、元人集亦應珍重：“故弟於文集中，凡宋元人遺稿，倘得寓目，亦無不抄録而存之。蓋文集一事，若如今人所刻，即以大地爲書架，亦無可安頓處。惟聽宇宙之所自爲消磨，則經幾百年而不消磨者，自有一段精彩，不可埋沒者也。”這裏所說的自然淘汰可以說是一種殘酷的規律。人們常說書籍有水、火、兵、蟲等災難，其實歷史地看，這還不算是嚴重的禍患。推而廣之，就連“文革”中的毀滅文物也不是最致命的症候。讀者的鑒別、篩選纔是起著決定作用的。壞書、不夠格的低劣作品往往逃不過無情的拋棄，要不然真是以大地爲書架也將容納不下了。相反，好書、好作品的生命則是長久的，即使遭遇怎樣的厄運，終於還是保存下來，因爲它們得到了讀者、不是一代而是多少代讀者的批准和保護。
在《與潘昭度》信中還提到搜求會試録事：“我朝會試、廷試二録，自開科至今，其版俱存禮部。此昭代大典，藏書家不可不存。知兄亦須辦此，並爲弟刷印一部，但一科不可使缺。所刷者即留之都門，弟自差人來領，至囑。”登科録是原始的歷史資料，不過不爲一般藏書家所重視。在這裏可以看出祁承的眼光識見。同一時代以收藏登科録著名的還有寧波范氏的天一閣，至今還大量地保存著，比澹生堂要幸運得多了。這種登科録，並非一本本零碎收集，而是整套地從禮部刷印得來的。
祁承還打算修河北三郡的地方志，請阮太沖主持編輯：“不佞欲合河北三郡爲一志，名爲《河朔外史》，而體裁不同於郡乘。” （《與竹居宗正》）在《與陶公望書》中更詳述自己著述的計劃，是重要的史料：
弟今老矣，……惟好裒輯古人之遺書，表章前哲之遺範。……故如《紹興文獻志》《兩浙先輩盛德録》《越中隱佚考》之類，皆有志而未能者也。如《世苑》、如《友鑑》、如《前賢大事案》之類，皆已輯而未就者也。惟自通籍二十餘年來，回環郡邑之間，曾輯有古今守令之事，足爲後人取法，名曰《牧津》五十卷，分爲三十類，於彌變安民化導肅法之事，頗爲詳盡，此書或於世有小補乎。至於《兩浙著作之考》，爲卷亦六十有四，於吾鄉前輩之著述，無不備載其名目，第尚恐有遺於耳目聞見之外。此二書者雖已成卷，然更當請裁於兄者也。
從這些已成未成的著作中，可以看出他的著述旨趣，也還是著重史的因素爲多。特別重視的是地方史乘，這與他在《讀書志》中所說是一致的。
《澹生堂文集》的前六卷是詩，如細細排比，可以得到不少傳狀的資料。不過就詩論詩，實在看不出有什麽好處。《文集》中最別致也最有趣的是收於卷十二、十三的幾種日記：《數馬記》《出白門曆》《江行曆》《歸航録》《戊午曆》《己未曆》。其中有的是南北行旅的記事，也有家居瑣記。這中間說到訪書的很不少，很可以看出他畢生收書的情況。現在從後面四種日記中擇録幾條，可以約略看到大致的面貌：
七日。密雲不雨。早至姚江，市書七種。內有于文定公《讀史漫録》，大有識力。 《喬莊簡集》，亦簡令有體，舟中讀之甚暢。午後雨甚。（萬曆四十六年正月）
十日。風雪俱狂。舟泊四明郵亭，推篷四望，大雪彌漫無際，欲覓友人作白戰不可得。呵雪水研墨作詩，復檢甬東所市書二十餘種。內有熊仁叔《象旨決録》，此我朝解經第一手，覓之數年，如渴得飲，急取讀之。時雪從篷隙入，遍滿几席間。余以一毯褥擁身， 都忘風雪。因跋爲 《辟寒編》。（萬曆四十六年正月）
二十二日。有賈人持蠹餘殘書來，市得三十餘種。內有陳植《木鍾臺》，此宋人解經史語也，頗類王伯厚《困學紀聞》，不免作頭巾氣耳。他如楊鐵崖《史義拾遺》及新刻張獻公《曲江集》，皆佳本也。（同上，二月）
十五日。得范元辰年兄寄示《天一閣書目》，並見貽司馬文正公《稽古録》。此書大約與呂成公《大事紀》相類，晦翁獨稱其簡要有體，恐亦公編摩《通鑑》後所成也。（同 上，四月）
這是見於紀録的 《天一閣書目》的最早本，也即著録於《澹生堂書目》中的一本，可惜已不可見了。四明范汝梓，是天一閣後人，曾爲承《初集》撰序。
二十一日。賀新郡公張泰符公祖。是日聞奴酋突發，撫順失事，大帥與全軍俱沒，遼事幾不可爲，爲之墮箸。余自園居以來，終歲不閱除書邸報，至是亟索近報，不勝藿食之憂，取古人應卒制夷之略，爲作《遼事案》。（閏四月）
士大夫居鄉，但仍不能不關心國事。不過他們所能做的也只是從故書中尋找有關文獻，加以纂輯論述而已。晚明這類著作頗有一些，雖多不免空疏之病，但究竟是時代風雲的反映，禁毀之餘，都是值得珍重的。
初九日。曬書畢。數日來余躬率平頭奴三四人，刷蠹理朽，揮汗插架。由朝及暮，瞬息不停，真所謂我自樂此不爲疲也。（同上，六月）
過書肆覓書，得十六種。內如宋人《方秋崖集》，極佳。又抄本《越嶠書》，載交南古今事甚悉，得之欲舞。（八月）
十五日。與鄭孔肩坐湖中小艇快談極暢。是日同過黃貞父寓林，樹老石奇，是湖中第一境。沿堤至西泠，復至孤山。又攜手過葛嶺。閱閔氏朱刻書四種，精工之極。此簡編中清玩也，孔肩歡呼爲書妖。天色已暮，始從錢塘門歸寓。至寓則居停主人已治具集兒輩待月矣。至漏下二鼓乃罷。（八月）
這是遊杭的日記。閔氏朱墨套印本書，過去一般不爲藏書家所重，以爲不過是給兒童閱讀的坊本；但在祁承看來，則是精工之至的雕版書，大加稱賞。這也可以算是藏書佳話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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